□黄正平

父亲算盘打得特别好，常常打给我们看，噼里啪啦，清脆悦耳，还引导我们懂得他的“本事论”：有本事，就有饭吃。后来，我还就此写了一篇回忆文章《父亲的“本事论”》，以笔名“晓小”刊发在2002年第11期《家长》杂志上。

到了1976年那个冬天，父亲查出病来，八个月后便撒手而去。那阵子，经常天还没有亮，母亲就伏在父亲的照片前，撕心裂肺地哭诉：你怎么能忍心抛下我还有四个孩子？当时大姐二十岁不到，小弟才十三四岁。从此，是她教会我们什么叫刚强和坚韧，什么是随和与乐观。

父亲早逝，可他还是留下了财富，这财富并不是物质上的，我们家并不殷实，而更多的是精神和文化的，统统都留了下来。父亲肯干，工作积极、努力，是当地出了名的学习积极分子，口才、笔头也都蛮好。有一年农忙季节出门支农，回家刚落座，就在用来吃饭的方桌上奋笔赶写有时效性的新闻报道，格子纸上的钢笔字纤细、流畅。而我站在旁边看着父亲书写的场景，至今清晰留在我的脑海深处。

父母双亲都健在的大家庭相当欢快，然而时间太短，于我来说也只十五年。慈父离开，留下孤儿寡母。母亲晓得，要把一个个孩子带大、成才、成家更为不易，于是对我们依然比较严厉。一直记得母亲当时与人常说的是，等孩子们一个个成家，她就完成任务了。

到了1978年那个大夏天，我冒着酷暑去参加高考。母亲除了把圆规、直尺、橡皮等学习用品一一准备好，还准备了清凉油，以及用来闻薄荷香的“鼻通”，这是怕我临场不够清醒。

其实，自己考运实在不好。高考当年春，我患上了与营养不足有关的甲型流行性肝炎。无奈打算休学一年。治疗、养病那段时间，我虚弱，也极其烦躁，是母亲一天一只小公鸡，一边一口口喂我，一边反复劝导，才帮我渡过了身体、心理上的双重难关。母亲后来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对我来说那段时间她劳苦功高：逼我定时大口喝药，去养鸡场买孵不出来的鸡蛋给我增添营养，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定心休息，执意不让我急着去复课，亲自跑到校长那里说考虑休学，请求最好能让孩子试着先上一回考场。

即使是“严母”，也不失温情，心里对子女的爱是一样的滚烫，情也是一样的炽热。宽严相济，互为补充，可谓父母双亲的最佳搭配，家庭便能充满弹性。但说心里话，当时我还是更喜欢父亲些，父亲不在后不免失衡，然而两副担子母亲一个人挑了起来。后来与母亲相处久了，更感受到严有严的理由，只要对孩子们做人做事有利。对此，母亲直到最后几年，还依然坚定地这样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