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祥

 

王旭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源自唐太宗的治国名言。法学专家、报人王旭，对此坚信不疑。数年前，他以二十四史为基础材料，又查阅研读《左传》《夏书》《诗经》等众多史料，搜集了历朝历代的贪官故事，编写了这本厚厚一册《贪腐史鉴》。日后，此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全名为《贪腐史鉴——二十四史上的那些贪官们》。封面绘有一位清朝官员，熟悉清朝历史的读者们一看便知那应该是大贪官——和珅。

《贪腐史鉴——二十四史上的那些贪官们》的封面勒口印有“内容简介”，对于此书内容做出相对公允的评价：“本书是一部专涉贪腐主题的历史人物随笔,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一部收录人物最全的历代贪官评传。书中自二十四史挖出两百多名涉身贪腐的历史人物。”这两百多名历史人物，有人们熟知的李斯、赵普、贾似道、蓝玉、严嵩、魏忠贤、阮大铖等，也有鲜为人知的后胜、郭开、四横、赵忠、邓通、王国宝等。他们为何会走上贪腐的道路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他们腐败的缘由全部推向封建制度，归结为封建时代的必然结果。的确早在《左传·昭公十四年》中，就有“贪以败官为墨”的说法，贪官就为人所不齿，被称为“墨吏”：有污点的官员。那么，贪官的历史为何贯彻整个封建时代呢？我很赞同王旭在《贪腐史鉴——二十四史上的那些贪官们·序篇》中所分析的观点，纵观腐败基本贯穿人类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封建时代特有的“产物”，这与人性和制度有关。王旭分析如下。腐败存在的前提，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私欲膨胀，二是有可利用的权力，三是缺乏制度制约。

以史为鉴，若要理解上述三个条件在封建时代“合力”产生的“负作用”，借助《贪腐史鉴——二十四史上的那些贪官们》中的经验教训，不妨从北宋建国前后的腐败说起。封建社会的统治阶层从上到下很像一座金字塔。若以宋初为例，塔顶就是赵匡胤，位于塔顶下面的便是文臣武将。文臣的代表便是赵晋，他几度沉浮，于宋初出任丞相一职。他在“陈桥兵变”中拥护赵匡胤为皇帝，日后又提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理念。武将的代表是石守信。石守信参加过高平、淮南的战斗，又与赵匡胤等人结拜成为“义社十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