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历来论书，一定会涉及人。西汉扬雄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宋苏轼《论书》云：“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清松年《颐园画论》有言：“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李瑞清曾说过：“学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入神品。决非胸怀卑污而书能佳，此可断言者”，“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下笔自雅。故自古以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贵矣。”类似观点者，比比皆是。问题是，“书为心画”和“书如其人”的观点众所周知，却始终有争议，原因在于不仅有各自的立场，也未能全面、辩证地理解。

严格来说，书法史中唯一的“书如其人”、“人书合一”的典范，只有颜真卿。观鲁公之书，“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式立朝，临大节不可夺也”。再看蔡京、蔡卞之书，则可能会使人“掩鼻过之”，因为事先了解了作者的生平之后，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定的感想，由人及书或由书及人，存在“先入为主”。如果是针对当下某个陌生人，该如何判断？事实上这种假设并不存在，因为只有名家才有典范意义。任何行业都注重这种效应。问题是，正因为对普通人的关注很少，反而变得无所顾忌。这恰恰是目前书坛风气不正的原因所在。当人被挟裹着走，习惯于把责任推给潮流。实际上，正是无数人的选择构成了“潮流”。当大多数人有意识地不参与，就没有所谓的潮流。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亟需理性。但现实是，越是呼唤什么，就是缺乏什么，且一定泛滥什么。这也正是探讨和强调“书如其人”的价值所在。

人品和书品的关系，不时出现“翻案”一说，最典型的莫过于“宋四家”之“蔡”，聚讼纷纭。“苏黄米蔡”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四个人排位次，谁先谁后，历来有不同看法；二是蔡是蔡京还是蔡襄。老生常谈的观点是，“宋四家”中的“蔡”原本为蔡京，后改为蔡襄，蔡襄因德高而艺彰，蔡京因人品低劣而遭丑诋。另一说则认为“蔡”原本就是蔡襄，因为书艺高、资历老、名气大，更有资格列入。就事实而言，二蔡是同乡，蔡襄属于长辈。蔡京的书名一直为其“政名”所掩，由于人格卑劣，对他的关注往往聚焦于政治和道德方面。宋四家中的“蔡”若特指蔡京，不但四位年龄相近，就“尚意”风格而言，亦是合拍。有观点就认为，不能因为蔡京的奸诈和佞幸而完全否定其书法成就，但人和书无法完全切割，从来也不会因其书法艺术成就而违心称道其为人。有人就提出，朱熹的字看不到世道人心，单纯地看王阳明墨迹，未必有圣人之相。王羲之写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谁也不会相信就是“天下第一”的好人品。其实“天下第一”，主要是书法因素。林林总总的类似观点，其实很偏激。王铎书法确乎技法出众，可写一己之心，具有震撼人心的视觉冲击力，艺术价值在同时代的人中出类拔萃，但绝不能与颜真卿《祭侄稿》相提并论。何绍基写颜书可谓绝顶高手，但和本尊相比，仍然存在落差。寻根究底，还是人的原因。

回到“宋四家”来看，如果单纯地从书风来说，应该是“宋三家”，蔡襄明显地不同于其余三位，“法”的成分更多一些，而非“尚意”。现今所称道的“尚意”，其实是后世的总结，而非苏轼刻意标榜。如果从人品上来说，蔡京不能列入，也只能是“宋三家”。若就个人书法水平来讲，蔡京未必高于蔡襄，有个人偏好，但从整体上进行衡量，蔡襄综合指数更高。蔡襄毕竟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位居前列，因而同时位列也未尝不可，那就是“宋五家”。“唐宋八大家”当中，苏轼一门共三位，最终也被接受了，凭实力说话。不能不说，中国人喜欢凑整数，从“一”到“十”，赋予了不同含义，像“四四如意”或“四美具”，一定去掉一个的话，蔡京必须出局。

很多时候，“并称”这类事情，多半属好事者所为，或就是一厢情愿，当事人未必愿意。比如说“楷书四家”的颜柳欧赵，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三个唐人和一个元人并列，不伦不类。唐楷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楷书，赵体属于行楷，本来就不是一类。况且，唐代楷书比赵孟頫水平高的还有好几位呢。欧虞褚薛“初唐四家”推敲一下，也存在问题，“薛”和“欧”的年龄和定位等因素悬殊太大。

“初唐四家”的诗人排名也很有意思，最主要是杨炯的“争座位帖”。《旧唐书·王勃传》记载：杨炯少年就被认为是神童一枚,少年得志。他对当时所谓的“王、杨、卢、骆”的排名颇为不满，经常对别人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闻一多对此的看法是：卢照邻年纪大、辈分高,杨炯所以愧不敢当其先，而王勃与杨炯同龄，则心有不甘，所以觉得“耻居”。萧涤非的想法则比较腹黑了，认为杨炯所谓的“吾愧在卢前”只是幌子，最主要想表达其实是“耻居王后”。不管哪一种说法接近事实，说明杨炯都是心有不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