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刚

废名以为，“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以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

文字是散文的好理解，也就是不追求外在的格律或节奏。但到底什么样的内容才算诗的内容呢？是感悟，激情，还是哲思？恐怕不易讲清楚。废名认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是采用“散文的文字”。问题是，对今人而言，这首诗的语言毕竟还是文言，何况句式整饬，也未见其散。我们不妨将其翻成大白话式的散文语言：

“我往前看―没看到古代的贤君；我往后看―没看见当今的明主。我一想到天地是如此悠远，就伤感地直掉眼泪。”

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诗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些特别像诗的东西恰恰不是诗，而另外有些散文化的东西恰恰是最好的诗，例如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其实，弗罗斯特的诗是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体验和民歌风味的外化，也许译本看着像散文，读英文原诗可是很有节奏感和音韵感的。说到诗的散文化，其实可以举惠特曼（Walt Whitman）的例子，那么长的诗句，那么繁富的内容，但总体表达上的节奏感和民歌风味，使它区别于散文。试着吟咏一下惠特曼的英文原诗，可以发现，英语与汉语的表达方式与节奏处理真是有很大区别。弗罗斯特与惠特曼的诗一翻译成汉语，韵味丢了大半，所以弗罗斯特说，诗就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但不容讳言的事实是，汉语新诗很大程度上是在翻译文学的滋养下萌芽和生长的。人们谈论荷马，谈论荷尔德林，谈论弗罗斯特，谈论惠特曼，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实际上都是对优质或劣质翻版的看法，离原诗还隔着一层。由于西文表达和汉语表达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文原诗的节奏感和音韵感几乎不可能在译诗中体现出来，即使勉力为之，也有很大变形，这就导致了西文原诗在翻译中的散文化。而在不少以翻译文学为摹本的中国现代诗人眼里，散文化的表达俨然成了新诗区别于旧诗的根本特征。废名的说法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其实，一首好的汉语新诗很可能每一个句子都是散文化的，一个句子与另一个句子之间不一定押韵，讲究对仗、对称，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必须是“诗的关系”（建基于内在节奏之上），而不能是散文式的，从内容上来看，则必须具有深刻的“诗性智慧”，或者说是体验的深度。穆旦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穆旦是一个有着卡夫卡之魂的汉语新诗人，他排斥古典诗词，深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如英国诗人拜伦、奥登），主张“中国诗的文艺复兴，要靠介绍外国诗”，并擅长以欧化句法展现他那个时代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见其诗《出发》）。

1975年9月19日，穆旦写给郭保卫一封信，谈及西方现代诗与传统旧诗，并随信附上《还原作用》，信中说：“此诗是模仿外国现代派写成的，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这种诗的难处，就是它没有现成的材料使用，每一首诗的思想，都得要作者去现找一种形象来表达，这样表达出的思想，比较新鲜而刺人……你必须……认真思索……”

确如穆旦本人所言，他写诗的过程，就是“认真思索”的过程。他是诗界的哲人，他的眼光似乎真有一种穿透力，既能感知情感现象背后最物质化的动态，又能上达神性超越的世界。他的哲理抒情、诗性悖论和有时阴郁甚至是阴暗的崇高，是他的诗歌世纪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

当代诗坛，网络诗歌繁盛，几乎人人可以写诗，也导致诗作良莠不齐，诗艺和立意均出现了各种问题，非诗化、伪抒情泛滥。在此背景下，以澳门诗人为代表的一批粤港澳大湾区及其他省市诗人，从包括穆旦在内的古今中外的诗论里寻求理论支撑，提出了新性灵主义诗学，希望能够为中国现代诗的下一个百年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参考和指导，同时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先后于2018年、2020年推出《七剑诗选》（谢冕、芒克题签，杨克撰序）、《新性灵主义诗选》，构成了加拿大著名汉学家梁丽芳教授所谓“中国诗坛的独特风景”（《新性灵主义诗选》序言）。

沈天鸿在《总体把握：反抒情或思考》一文中说，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人们对诗的认识因此从牧歌、颂歌的田园走到‘忍住呕吐来观看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波德莱尔）的炼狱，诗，不再以抒发、保持感情和使读者产生情感为首要目的，而是将感情变成认识（当然这种认识纯属显示而非说教），唤起读者的能动性，迫使读者观察、判断。这样，反抒情或思考便在诗中取代了抒情的主体地位，现代诗便由此与前此一切诗歌相区别。”

反抒情的确是现代派的主导倾向。现代派因此成了浪漫主义的对立面，进而衍生出昆德拉式的反媚俗，解构一切矫情与虚妄。不过，现代派与昆德拉不应否认的是，人生中总有瞬间的感动与照亮，真正的抒情是突如其来的情感流露，任何时候都有不可解构的价值。如果人生中没有瞬间的感动与照亮，那写诗、读诗就是无意义的事。西方现代诗歌的创作倾向之一是去浪漫化的浪漫主义。所谓去浪漫化，其实是指反对滥情。在荷尔德林看来，只有以超越的尺度为依托，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这就是荷尔德林在诗作《在明媚的天色下》里推崇的“诗意地栖居”。所谓“诗意地栖居”，即是以神性尺度为依归的生存。穆旦所谓“非诗意”，也恰恰是对滥情、伪抒情及沉溺于风花雪月及古典意象等倾向的反思和纠偏。

毋庸置疑，抒情是诗歌的天职。但是，以诗歌的名义调情是可耻的。所谓反抒情的抒情，只有在反调情的意义上，才是真诚的。从当今众多所谓先锋诗人的反抒情中，浮动着欲望的幽灵。而真正的抒情，应当不矫情，不滥情，不为欲望左右，真正的诗歌应当从心而出，照亮生命。这需要诗人保持反思的距离，并有独到的思维。因此，穆旦所谓“认真的思索”必不可缺。

（本文作者系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