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映林

许映林，如皋柴湾人，2002年毕业于白蒲中学，先后就读于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毕业后就职于IBM、华为，现居南京。

我还没到回忆的年纪，更别提所谓的乡愁。每当别人问起我的老家，我便五味杂陈，思起棉花与蚕，母亲的坚韧与不易涌上心头。

从记得有种田起，就感觉家人一直在棉花地里忙活。从种子站买了棉花籽，用农药泡成红色，在钵子的小坑里放上种子。我已记不清之后是盖上塑料薄膜、还是土或是搭一个棚，待它们在钵子里面长成幼苗。现在想起来踩钵子还是需要体力的，要踩下去差不多15公分高的土，成形后再踩出来，整理排列好，颇有艺术感。因为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这些钵子都能形成一条线。那时候父亲在外务工，这些活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母亲干的，握住打钵器上面的横柄，往地上狠砸两下，然后用脚再踩下去，一个完美的钵子就做好了。

棉花苗长成后就要把它们移栽到大田里面去。移栽的工具很像小锹，只是头是弯的，又像锄头，需要在地上间隔整齐地刨出一个个坑，再将长棉花苗的钵子放进去，盖好土。施肥、除草、整枝掐顶、打药……我问母亲长得好好的枝叶为什么要给掐掉，母亲回答：“营养要给主枝，另外也不能长太高，不然就不开花结果了。”打药的频率很夸张，每月数次，母亲背上五六公斤的农药喷雾器，在一垄垄棉花地里来回按压喷雾。我也背过喷雾器，打过几次药，真正体会到母亲的不易，只想能压快点，让双肩轻松些。也许棉花特容易招虫子，即便如此，依然生虫。我到现在还记得最让人生厌的虫子叫棉铃虫。无奈的农民为了阻止这种害虫长成，从它们还是飞蛾的阶段就想办法扑灭。人们用柳树之类的树枝捆在一起，绑在木棍上，然后把木棍插在棉花地里，飞蛾会栖息到这些树枝上。等第二天四五点的时候，人们就会拿着塑料袋套在这些树枝上，用力一摇，这些飞蛾就全掉出来了。大队鼓励捉飞蛾，就让大队干部记录每家捉的飞蛾数，可算工分。我多次被母亲喊醒去地里数飞蛾数，但终究还是有漏网之“蛾”，在棉花上产下卵，寄生在花蕾里面。花蕾长大，卵就成了棉铃虫，蛀空花蕾。邻里们不得不动手捉虫除害。

棉花丰收待摘，就怕下雨，一旦有阴天就得赶紧下地去摘，否则棉花受潮变质、卖不上价钱。母亲会分我几垄地。摘棉花要受皮肉之苦，棉花壳顶部像桃子，尖锐得会戳痛手指，几天下来手就变得很粗糙了。棉花摘回家后，要将粘在棉花上面的花叶、花壳去掉，再放到用芦柴编制的晒具上晒干。等到棉花收购站开秤收购，母亲就用两个大的蛇皮袋将棉花装好，挂在车的后面，我坐在车的前杠，去卖棉花。收购人员拿着一个像天线的仪器戳到棉花袋子里，测出棉花的等级。母亲会比较紧张，因为不同的等级会对应不同的价格，对应着能产多少皮棉。因为公社每年给农民定了指标，要产多少皮棉，达不到是要罚款的。记得一次卖完棉花后，我吵着要母亲买苹果和我没见过的火腿肠，母亲斥责了我，当时还在心里怨恨了母亲。现在为人父后，想想在那个生活还很困难的时期，要操持一个家是多么的不容易。

我读初、高中后，棉花作为经济作物已在老家的土地上消失了。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付出和收获并不对称。幸有养蚕，一直是家乡增加收入的方式。

每年的五六、九十月份都是养蚕季。老家管它们叫春蚕和秋蚕。养蚕的数量单位很有意思，叫做“张”。那是以蚕卵铺在一张纸上来命名的。养蚕大户每季都会养四五张纸，我家多的时候两张纸，少的时候一张纸。蚕一生会经历几个状态，起眠、化蛹、成蛾。从蚕卵到初眠这个状态，一般不放在家里来养，都放在养蚕大户那里，给些供育费。等起眠上后，人们就把蚕接到自家来养。蚕在初眠状态喂养比较精细，要把采来的桑叶切碎了撒给它们吃。随着蚕渐渐长大，就需要将它们分开。这时喂养比较粗犷，采来的桑叶直接撒到蚕的面上了，蚕像能自动定位一样，沿着边缘开始吃起来了，小时候很享受在蚕室里静静听蚕吃桑叶“咝咝”的声音，就是好奇蚕没有眼睛，怎能进食的。蚕一天也要吃三顿，有时人们早饭还没吃的时候就要先把蚕喂好了。蚕晚上那顿吃完了，人们才能吃晚饭。

随着蚕发育来到了大眠阶段，其食量也大增，往往要用大车去桑田拖桑叶。我喜欢养秋蚕，因为这时候采桑叶可以直接掰枝条，很快就能装满一大车。经过差不多10天的拼命进食，蚕迎来了“上山”阶段，也叫“捉蚕”，就是蚕肚子里面的丝要成熟了，可以吐出来做茧了，身体上表现出来就是头部发亮。有时为了加速这个阶段，又或是桑叶不够吃了，人们会给蚕吃拌了蜕皮激素的桑叶，让蚕快些成熟。这时就要准备蚕“上山”住的地方了。一个是做“草龙”，将干的稻草放在草绳之间，然后转动草绳，一条“草龙”就形成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硬板纸隔成的一个个小格子。“上山”工具准备好后，就把头部发亮的蚕挑出来放到小格子里，可蚕不会乖乖听话待着不动的，一直在“行”，或者掉到地上，所以人们要不停地把它们捡起来放到格子里，静待三四天，等蚕茧做完了，硬度达到了就可以摘了。这时也有部分头部发亮的蚕是“假货”，俗称“空头”，它们体型稍小一点，但肚子里面没有丝，这类蚕是不会结茧的。让我稍有些不爽的是蚕“上山”、摘茧的时间总能和五一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重叠上。到外地上大学、工作后，母亲总是电话问我：放假快点回来啊，帮我捉蚕、摘茧啊。其实我是明白，母亲哪是要我干活啊，只是找个借口，好见见我。摘茧这个流程往往要历时两天，上百个方格子，要把蚕茧从一个一个格子里面掏出来，摘完茧之后，两个手都麻木了。蚕相当娇贵，冷了、热了……往往导致“颗粒无收”，这对忙碌了一个多月、起早贪黑的农民来说是很残酷的。记忆中母亲也经历过几次，虽没有“归来泪满巾”，但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淡忘。

小时候摘完的茧要送到茧站去卖，稍长大后，茧的收购就放开了，私人也可以收购了。这时大家就会互相打听哪边收购价格高一点，就会把茧送到那个地方去卖。有了车之后，帮家里载着蚕茧多跑十几公里外地方去卖，就为了多1毛钱的收购价。母亲会很开心，50公斤的蚕茧多了5块钱，可能还不够油钱，可是母亲为卖了高价而开心，我也由衷地高兴。

种植棉花和养蚕，是儿时为数不多的可以为家里增加收入的劳作，浓缩了父辈一代人辛苦的人生，也让我记得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