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

 

胡真才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西班牙语编辑。就像钱锺书先生总是坚信中华书局的周振甫编辑，杨绛先生总是坚信人文社的胡真才编辑。胡先生，人如其名，真才实学，否则杨先生也不总请他编审自己的著作。

作为钱锺书、杨绛伉俪的拥趸，遗憾的是，我和胡先生未曾谋面；幸运的是，我保存着他的几张回函。那是约20年前的往事。2002年8月14日，《中华读书报》刊载了胡真才先生的长文《众多〈堂吉诃德〉中译本，我仍然觉得杨绛译本好》。作为钱锺书的夫人，杨先生的翻译，像钱先生一样，都是小心翼翼，格外严谨的。时有少数评论家严厉批评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译本仿佛母本的孩子，不可能两代人长得一模一样。译作有错，在所难免。有人批判杨绛译本中的错误，以点带面，由文涉人，甚至全盘否定杨译本《堂吉诃德》的文学价值。为此，作为杨先生多部著作的编辑，胡真才先生义不容辞，撰文给予驳斥。我自然是支持他的观点。

说来也巧，我身边有几册民国剪报，其中一张是钱锺书先生写给如皋冒效鲁先生的多首诗作。冒效鲁先生是如皋籍的诗人、翻译家，还是我的同乡。那数首诗作，大多属于钱锺书先生的佚诗，《槐聚诗存》未有收录。一边是乡情，一边是钱学，我很想了解诗作发表背后的掌故。钱、冒两位先生，都已离世，知情者也许只有杨绛先生了。于是，我便书信一封，寄上剪报复印件给胡先生，恳求他代为咨询杨先生。

很快，即2002年9月23日，我便收到胡先生的复函：

来信收悉。感谢您读了我那篇文章，并对拙文的观点表示赞同。因为我是西班牙语文学编辑，工作中与杨绛先生多有联系，上次也是为了维护我社译本《堂吉诃德》而写了那篇文章。

您给杨绛先生的信和材料，我已转寄给了杨先生。先生因年事已高（91岁），且手头的事情较多，不能直接回信。她打电话来把情况说了一下，让我转告与您。我对事情不太清楚，手头又无那封信和原材料，因此只能把先生话的大意告诉您：

钱锺书写诗一般不投稿，而是寄给朋友看，往往是朋友发表了。发表之后，诗人又加修改，随后或再行出版（发表），或弃之不顾。其《诗存》里的诗，是自己改定的，以前自费出的并无那几首。有些诗，他们自己也无存留，也不是在一个刊物上发表，因而也无法再查。

我对上述解释也不太理解，但我理解的一点是，钱先生写诗很随意，写了又改，改了又扔，似乎没有一个定本。

您是研究这方面学问的，所提情况供您参考。

我当时才20余岁，还未写过有关钱先生诗作方面的文章，谈不上研究，但是胡先生来鸿，客气而不客套，以您相称，让我愧怍。尽管杨先生未能答复问题，但是她的回话，很有价值，令我兴奋：1.推介诗作的发表者，应当是冒效鲁先生；2.剪报中的诗作，不仅《槐聚诗存》，就连钱先生早年自印诗集，都未录入，值得研究。令我感刻的还有，胡先生不工古诗，却为我分析，希望能帮助我。

胡先生热忱、认真，我又冒昧寄去《倒影集》《槐聚诗存》，请他帮忙，恳求杨先生签字，并赐翰墨一帧。两周后，未见回函，我甚是担心：寄书泥牛入海，岂不可惜。不过10月28日，他给我答复：

我于10月8日国庆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收到您的寄书和来信，次日我即出差去四川成都，故未能来得及办理。出差回来后，便与杨绛先生联系，得她允诺，我便带书去她家请她签名。杨先生读信后，说签名还可以的，抄写唐诗，已力所不及，因为她已是91岁的老人了，写起字来感到吃力。

此事我已尽力而为，现将两书寄还，请查收。

我素喜唐诗，曾托女作家罗洪女士抄过《登黄鹤楼》，也想请杨先生录一首，以作纪念。杨先生也很喜欢唐诗。她于上世纪抄录过大量唐诗，后来辑为《杨绛日课全唐诗录》。我和她本不相识，又加上寿登耄耋，她不想抄写唐诗，我当然理解。何况两册小书，都已签名，我已心满意足。胡先生不顾旅途疲惫，刚刚回京，便为我联络杨先生，让我充满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