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芝桦

无论是文本内容的索隐、还是创作历史的考证、相关人物的考证、文本的主旨意识与主旨意流、文本语境与情节考据，都很吻合《红楼梦》的稿本。红学乱的根源是否在于研究中总是打上时代的烙印，背上了时代的包袱？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必然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解读者。不难看出“红学”研究将是一个过程。

只有在时代的流逝中，不同的时代背景会出现不同的声音，然后由后人纵观不同的声音。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以往的“主流红学”之所以沦为“曹学”，是因为一些人有意识无意识地要强化“曹寅孙即是曹雪芹”的观点，想用更多的研究去掩盖“心中的不踏实”。自然在曹寅家族内打转转，也只能在“曹学”内打转转，甚至出现了“清宫戏”的怪现象。“清宫戏”之所以不贴切《红楼梦》，不仅在索隐上不完整，更主要的是在主旨意识上没有深度，根本不是伟大的《红楼梦》作者想表达的，那些只是讲给儿童听的小故事。而“冒著红楼”可以规避这个陷阱。冒襄的研究，可以引出更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总结。让人们看到更广宽的历史舞台、看到《红楼梦》所蕴藏的更精彩的历史深度、文化深度和思想深度。

《红楼梦》作者具有“传她不必传我”的主旨意识；而冒襄同样具有“传她即传我”的精神。世人呼唤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大的想象空间。这是一件愉快而美好的事，也是一件促进进步的事。“如派红学”能够适应、顺应这个要求。冒襄研究仅仅是一个引子，自然能跳出冒襄这样一个具体的伟大历史人物，而被那个伟大的历史动荡时代所深深吸引。因为在冒襄背后站着一群更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们做到了中华文明、汉文化薪火相传、息息相关，并为此拼出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就如“姽婳词”里的林四娘。所谓宝玉是“国玺”之说，所谓某某人物是某某化身之说，都是非文学现象、非文学研究的民间的臆想提法，不是规范文本研究的结晶。完全脱离原著文本的文学内容，由某一词汇或某一描绘的表面概念，任由读者的臆想猜测不具有文学价值，那是对《红楼梦》作品的误解、误会。索隐应当是基于《红楼梦》整体文学现象之上进行的有依据的领会、理解。在索隐本身内容上的再索隐，即延伸索隐是带来臆想的“摆渡船”，须值得警惕。宝玉首先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随生而来的、随身佩带的“通灵宝玉”代表着什么？象征着什么？作者想让它代表着什么？应该从整本书的主旨中读出作者的含义，而不是简单的牵强附会。“通灵宝玉”是作者对人物“贾宝玉”核心作用和地位的肯定，需与其他人物如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物的佩戴物、取名联系起来研究。

不难看出，《红楼梦》作者原型应该有作品中主要人物贾宝玉的影子，但作者一定是皇室后裔吗？这就是另一个性质的事了，首先《红楼梦》作品告知我们贾宝玉是皇室后裔了吗？整个作品描写的是皇宫内幕？！所谓“宫廷戏”一说实在是牵强不上。而“贾宝玉”或“贾家”与朝廷、朝廷高层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这倒是我们从文本中能读出来的内容。围绕《红楼梦》作者是谁的讨论，展现了诸多的无知和笑料，也算人类认识自身的一个侧面。“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还不至于如此悲观，不过鲁迅先生提到的“清醒者的痛苦”却是依然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