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霁云

1969年，我插队何庄公社刚3个月的一天，公社有线喇叭通知，要我第二天到附近的戴庄公社参加一个会议。队里安排社员，用自行车把我送去。这是城西区委张秘书主持的通讯报道会，县通讯报道组也来了人，5个公社，各来了一两个人，我和城西的彭广荣（后为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戴庄的沙卫平（后为省丝绸公司总经理）是插队知青，邓元、袁桥来的是回乡知青，袁桥还来了一位高校下放老师徐应佩（后为南通大学著名教授），戴庄来了中学老师何语群（后为市教研室主任）。我这才知道，通讯报道作为“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中“一杆子”，已经在全县、全南通、全省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了。全县每个公社都有了通讯报道员，会后，我成了何庄公社的通讯报道员，也称之为“土记者”。其时为1969年。

我在学校会摆弄作文，但到农村人地生疏，头脑空空，不知写稿从何下手。公社谢文书是我父辈之人，浅浅的麻子，把他装点得慈眉善眼，捧个水烟台，哼哼哈哈像个老先生。他告诉我，我之所以成为“土记者”，源于公社书记偶然看中了我替大队书记写的一份大会发言稿。谢文书坐办公室一二十年，又是本公社人，全公社大事小事家长里短塞了一肚子，他一边抽水烟，一边和我聊天，我就把觉得可以写的，伏在他办公桌对面写起来，写好了，他戴上老花镜一看，眯眼一笑说“好的呀！”，签上“属实”，盖上公社的章，给我信封，写上“稿件”二字，不要贴邮票，等邮递员来拿。

一天在公社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如皋有线广播站的喇叭，广播我写的何庄公社植树造林的稿件。公社书记和干部都在，第一次听到何庄上了喇叭，一个个眉开眼笑。不久，公社给我安排了宿舍，我也有了一张老书桌。工资在公社林桑场发，一个月14元，后来渐渐调到24元。

我用公社给的一张自行车票，买了一辆凤凰，有时跟着公社干部，有时一个人，跑17个大队、跑179个生产队、跑社直单位，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了解农村的各项工作，观察、参加各种农活，走路、吃饭都在想报道点子、线索，冬天向手上哈热气写，夏天摇着扇子写。后来，何庄的消息，几乎每周县广播站有，每月南通《新江海报》有，每季《新华日报》、省电台有。我当“土记者”当年的8月5日，我写的《发动群众同不良的卫生习惯作斗争》登上了《人民日报》。我和大多数“土记者”一样，不光写稿子，还替公社写各种各样的文字材料，写书记的报告，写党课的讲稿。何庄公社通讯报道形成网络，每个大队和社直单位、学校都有通讯员，有的生产队也有，不定期开会，我还带着骨干一起采访写作。花园中学请我给高中生讲写作，讲通讯报道。区里和周边的公社，也请我去写材料，后来一直写到县里，写到南通。

那时候的稿子，刻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无论什么题材、什么体裁、文字长短，每一篇必有语录，哪怕写个夏收夏种、挑河挖沟、灭虫除害，也要写出政治的味道、斗争的硝烟、阶级的分明。对“抄袭稿件”，用现在的话说“零容忍”，一旦发现，作者登报道歉，此后禁用稿件数月。新闻、通讯等一律落款“某某公社通讯组”，故事、杂文类用笔名，如用真名，就要“政审”。我发表在1972年8月《光明日报》上的杂文《为革命写短而精的文章》具名“禾壮”，取何庄的谐音，这篇文章后来收入高校中文系课外读物。稿件用了，会有“用稿通知单”，有的还会寄来领袖语录本，或是印着领袖狂草的大红塑料封面的采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