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霞萍

于是阿格隆开始给Dr.Lee讲，他的祖国，他曾经美丽的家园现在已经被战火毁灭了。因为他一直在首都萨格勒布工作，开始的时候只是从亲戚朋友交流的片言只语中感受他们对局势的不安。当时他还安慰家人，这一切仅仅是暂时的，是个别现象。但是后来，发生了一系列更加“不愉快”的事件。阿格隆的直觉告诉他，可能真正的麻烦还在后面。果然，他从伊万妮卡发给他的一系列报道中知道，事态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所有的商店都被抢劫了。他们还烧毁了大量民宅……”于是，他开始密切关注起来，开始把伊万妮卡的报道发给他熟悉的媒体，后来又自己写文章，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关注。终于，联合国观察团去了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收敛了一些。但是很快他们故伎重演，只是手法不一样。那些流落在国内的难民生病、挨饿。对于跑到山上去的难民，塞尔维亚武装也不放过，不断骚扰，对他们进行敲诈和殴打。

阿格隆告诉老师，一年来，他一直在奔波，他要拯救他的祖国、拯救他的民族、拯救他的亲人。在来的路上，他心里一直有一些话在翻腾着，他想问老师：“为什么到了21世纪，人类还没有学会如何和谐共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哪一个物种会像人类这样如此不顾一切地互相残杀吗？”他拿出伊万妮卡的几篇报道，挑了几段读给老师听：

“作为一名记者，我是灾难见证者，目睹人民的痛苦，家园的毁灭，亲人的流离失所和死亡……”

念过一段，阿格隆的声音充满了悲哀。他抬起头，眼眶里已经闪着点点泪光，他悲声问道：“老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什么各地各族的人们就不能和谐共处？虽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语言，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语言是相通的，那就是‘和平互爱’。为什么人们不能去找寻和平互爱？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和平互爱，那些令我们痛心疾首的悲剧还会发生吗？”接着，阿格隆更难过地说：“以前我的消息主要来自伊万妮卡和她的同事们，但是他们在国际观察员离开科索沃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有人说他们上山了，也有人说他们被塞尔维亚人关进监狱了。”

Dr.Lee被阿格隆打动了，情绪也变得异常沉重起来。他沉思片刻，缓缓地说：“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科学家的鉴定不能带有任何感情色彩，但是科学家一定是最充满感情的人。”他把茶杯重新推到阿格隆手边，“如果仅仅作为鉴定专家，没有人要求我们需要全面了解南斯拉夫的历史，了解毛细血管般的‘民族’真相。但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装聋作哑，置事实真相于不顾。虽然整个事件错综复杂，但对于我们要做的调查来说是具体真实又细致入微的。当然，我们所做的人体身份死因鉴定调查，也只是帮助联合国调查事件真相的一部分。”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代表……”阿格隆激动地站了起来。“你先坐下来。”Dr.Lee没有让阿格隆把话说完，“你们要获得相关违背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具体的、中立的证据颇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