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雁

2013年7月29日傍晚，当时主持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工作的王余光学长给我发来一条沉痛的短讯：“朱天俊老师于27日住院，因心肌梗塞，今日下午4时不幸去世。我们各写一篇悼念文章，放在一起刊登吧。”闻此噩耗，我不禁大为惊愕，心恸不已。因为仅在一个多月前，我应母校北大社会科学部之邀，入住中关新园1号宾馆参与信息管理学科评估时，曾到位于中关园小区45楼504室的府上拜望过他，当日与朱老师交谈达一小时之多。

阔别多年，只见穿着圆领衫的朱老师显得清癯，但谈锋甚健。他带着一点苏中乡音首先告知我，师母前已去世，自己如今也感腿脚无力，只是在室内走动，已很难下楼去散步了。同时，他还告诉了我不少系里老师们的情况，并表达了对学科建设方向的担忧。对于我多年来所从事的中国图书文化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旧书业的研究，他表示赞赏，并勉励我说，你离开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离开为人作嫁衣的出版社，离开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行政岗位，专心去做业务，现在看来，你一直以来走的这条路还是不错的，所以有了成果，也有了影响。而我自己一直放不下的，是心目中想要写的那部《中国目录学史》，自从那年发生脑梗后，就再也不可能完成了。这是我人生的最大遗憾啊！

看到老师黯然伤神的表情，我赶紧安慰说，您虽然没有把《中国目录学史》写出来，但我们这一届又一届学生，尤其是您指导的那些硕士研究生们，都早已在课上课下深深受益于您的目录学方法了。譬如我，就是当年到您家里请教时，偶然看到您书橱中购藏的那批三联版唐弢《晦庵书话》、郑振铎《西谛书话》、谢国桢《江浙访书记》、孙犁《书林秋草》等，才坚定了自己钻研中国书籍文化史的想法的。更何况，您教授的《中文工具书》课程，授予我们在书林学海中“渔猎”资料的专业本事，使之成为我们图书馆学科班出身者的一技之长，大家早就受益匪浅，学以致用了！

（一）

朱天俊老师本名长庆，如皋县人。1943年初秋，考入如皋县中学。1954年7月，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首届本科毕业后，以品学兼优而留校任教。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有浓厚的图书馆情结和文献情意。考入北大前一年，就曾为其母校如皋中学创办过一个景平图书馆。他在为该校所写《难忘的岁月，无限的思念》一文中，曾深情地回忆其中学时代两位教文、理课程的老师道：“（身患肺病，儿女众多，常常全家挨着饿的）纪（汉光）先生，在教平面几何课时，边讲边在黑板上演算定理及难题，粉笔声夹杂着颤抖的讲课声，令人泪下。他批改作业，字体工整，一丝不苟，显示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师诲人不倦的风范。担任语文课的吴士拔老师，年高体衰。他讲解语文，准确而生动。他批改作文，好的字句，旁加圈点，错差文句，具体纠正。他为每篇作文写的评语，字字句句凝就了他丰富的教学经验，语重心长，极富教育意义。两位老师均已作古，他们的教学态度与敬业精神，教育与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北大求学期间，朱老师深受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1899—1980年）开设的图书馆学课程的影响，而著名敦煌学家、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1903—1975年）讲授的中国目录学概论课程，则引领他进入了中国目录学的知识殿堂。留校后，他担任了王先生的助教。而同为江苏老乡，194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研究员任上回国的北大副教授陈鸿舜（1905—1986年，江苏泰州人）等，都曾给予他莫大的专业影响。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